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国国内存在哪些机制可以作为对抗西方在信息技术和电信领域垄断的平台？中国是如何应对“数字新殖民主义（网络殖民）”的？
司马平邦：我本人从上世纪末就已经开始进行互联网自媒体的创作，并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从事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自觉投入到了互联网上的中美意识形态斗争里，现在想来，甚至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时间。在本世纪之初，我也有幸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客专栏作家，后来又成为最早的一批微博客创作者，一直到坚持现在。
我最切身的体会是，中国互联网，尤其是在本世纪以来这二十几年的历史过程里，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打破美西方在信息技术和电信领域的全面垄断和部分垄断的斗争历史，而且是连续不断的全过程的斗争史，虽然中国的信息技术和中国互联网技术早期都源于引进西方，但整个过程又是边引进边斗争、边斗争边成长的，以我之见，这与大部分非美西方国家的信息技术、电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过程都极为不同——它们大多数只能无条件接受被网络殖民，而没有任何力量进行反网络殖民。
而经过二三十年的这种边引进边斗争、边斗争边成长，现在从斗争和对抗的一面说，中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独立自主的机制和平台。
其一，是以三大运营商，即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为核心的产业主体平台。
中国电信行业经历了多次的拆分和重组，从最初的政企合一到政企分离，再逐步发展为多家企业激烈竞争的市场格局；目前，三大运营商都是完全国资的央企，国际资本和私营资本都被屏蔽在运营体系之外，这既保持了充分的市场竞争，防止了单一企业的垄断，又从产业形态上过滤掉了美西方资本的侵蚀——虽然这种完全国资的产业格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和诟病，但事实却有力地证明，国家这个决策是完正确的。
中国的三大运营商，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铁塔，以最高效率建设起了全世界最强大的4G、5G和5G-A网络体系，我认为这更是足为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借鉴的信息产业成功经验。
华为公司已经把5G基站建到了6500米海拔以上珠峰营地
其二，是以一系列法律规制为核心机制的网络主权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已经出台接近20年，中国的《反垄断法》旨在预防和制止作为新技术巨头们的垄断行为，保护了国内充分的公平市场竞争，在诸多关键事件中，都有效打击了内资、外资巨头们的破坏市场行为，尤其是对诸如微软、谷歌、苹果、英特尔、特斯拉、高通等等美国信息技术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危险性扩张进行了有效的警告和遏制。
2026年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明确禁止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从事“二选一”“算法共谋”和“不公平高价”等行为，直接指向了高技术巨头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垄断的惯用手法。
除此之外，像《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也都算得上及时且精准，保护了中国消费者的利益，更是维护了国家的网络主权和安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版新增了“数据权益保护专款”和“禁止恶意交易”条款，建立起域外管辖制度，即使在境外发生的针对中国主体的垄断或不正当竞争，同样也可能受到中国法律的追责。
其三，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高技术公司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全面崛起，它们已经彻底打破了美西方信息技术巨头的垄断，使中国的信息技术主权完成了从零到一，从一到百的越来越快的建设过程，此过程堪称奇迹，堪称不可思议，令人惊叹。
数年前，在华为、中兴等中国高技术企业面临着美国政府的全面的政治性和技术性的封锁打压的最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动员起综合实力和丰沛资源给予坚定不移的支持，这才让中国公司得以在5G技术上率先于美国实现了研发和建设上的大突破，中国技术终于已经把美国技术甩在了身后。
现在，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即使在6G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方面上，中国企业也已形成了超过300项全球最大规模的关键技术储备。我认为现在正在失去技术主权的其实是美西方，长此下去，如果它们仍然顽固地以中国为死敌，它们的未来甚为堪忧。
我认为，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于中国的信息技术和电信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包括了政治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台，其实是提前预判了，也是提前部署了后来的中美科技战。
当然，时至今日，中国在某些重要信息技术领域仍然存在着明显短处，比如在操作系统、芯片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上还很难说拥有了完全可控的自主地位，美国人最近数年以来，一直换着花样在高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卡脖子，给中国经济体的发展捣乱，甚至到了他们哪怕自己不发展，也要拖后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在这方面的竞争和斗争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仍然无止无休，仍然非常严峻。
十八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和事件节点
另外，关于中国在应对“数字新殖民主义（即网络殖民）”方面，其实也有着相类似的路径，也是一个边引进边斗争、边斗争边成长的艰难且漫长的过程，我对此有几个深刻的体会：
其一，2012年十八大的召开，对中国的反网络殖民事业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分水岭，是整体上从迷失到清醒，从分裂到团结，从被动到主动，从失守到收复的大转折。
其二，十八大以前，以当年的南方系为核心的中国公知群体作为美国“数字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已经几乎全面控制了中国互联网话语权，而十八大以来这十数年，中共的最高意识形态工具与最大多数的中国普通网络用户实现了全面结合，经过长期拉锯战，才渐渐肃清了中国公知带来的负面影响，打掉了中国公知，美国人对中国的网络殖民也就失去了寄生体。
其三，从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从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还有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中美关税战，都是中国得以反击美国数字新殖民主义的最重要时间、事件的关键节点，在这些关键节点上，主动作为和有所作为，集中力量打意识形态思想传播的歼灭战，才让我们得以一步一步从全面被动局面中实现力量和形势上的翻转。
其四，中国人在技术上进行的反网络殖民更是“硬刚”式的，2020年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全球数据治理提供了西方模式外的另外一种选项，中国还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和GTI国际产业大会，推动中国技术标准从源头上一步步瓦解掉美国技术标准的全球垄断。
其五，据我所知，中国高技术企业逐步建立起的强大技术主权已经基本上可以支撑中国力量在美西方的网络平台上与美国人进行“出海”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在这次由伊朗战争所引发的极为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中，美国人其实已经输得比当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期还要惨，对美国的反噬还在以后。
我认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平面化了，也越来越失去边界性了，美国的网络殖民和中国的反网络殖民的斗争已经接近于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斗争是无止无休的，更是不死不休的，在这方面，中国作为几十年漫长过程里的承受方，即使现在形势有所缓和，压力有所减轻，亦不可有任何放松和懈怠，总之一句话：不是美国人网络殖民中国，就是中国人反网络殖民美国，绝不可能会有任何的中间状态。（此文为司马平邦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