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传媒茶话会

导读

4月27日，人民日报社《证券时报》、新华社《上海证券报》、经济日报社《证券日报》、紫荆文化集团《中国基金报》、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集团、成都传媒集团《每日经济新闻》发布或更新版权声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版版权声明中，上述7家媒体同时提到：未经本单位书面许可，不得将本单位原创内容用于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大模型训练、文字转音视频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简言之，就是禁止AI未经许可抓取媒体原创内容。

7家财经媒体打响“反AI‘0元购’”第一枪，背后释放了什么信号？

禁止AI未经许可抓取内容，媒体剑指何处？

这些声明中，明确划定了人工智能应用的“红线”：未经官方授权，严禁任何机构或个人将这些媒体拥有的原创内容用于AI模型的训练、机器学习以及数据挖掘等相关技术场景。

整体看，7家媒体的版权声明涵盖文字转音视频等衍生AI应用，可以说是全方位封堵“AI‘0元购’”的可能路径。

《证券时报》4月27日发布的版权声明

禁止AI未经许可抓取内容，媒体剑指何处？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数字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詹海宝认为，7家财经媒体声明针对的并非AI技术本身，而是特定的“未经授权”行为——简单说，“就是大模型厂商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通过爬虫等技术手段把媒体的原创报道作为训练语料‘批发性’地纳入数据集的行为。”

但是，詹海宝还指出，这种态度是“划界”而不是“对抗”。

声明强调“未经书面许可”，而不是“一切禁止使用”，这其实给后续的授权合作留出了通道。

他还提醒，把声明理解为媒体行业对AI“一刀切”的拒绝，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媒体希望把当前事实上的“先抓取后再说”模式，扭转回“先授权再使用”的正常版权秩序。

詹海宝认为，这份声明捍卫的是媒体的三大核心权益。

1.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原创内容是媒体的智力成果与法定财产，未经许可的抓取与商业性使用，本身就触及著作权人的专有权能。

2.经营性权益与市场利益。

财经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依赖于深度调查、专业研报与首发独家，这些内容的生产成本极高，而一旦被AI产品免费“抹平”为生成式答复，原本应回流到媒体网站的访问量、订阅转化与广告收入就会被截留。

3.数据资产意义上的议价权。

在大模型时代，高质量、可追溯的中文财经语料本身就是稀缺资源，谁掌握定义“可用与否”的权利，谁就在未来的合作谈判中握有筹码。这些声明，本质上是把过去模糊的“默示许可”重新拉回到“明示许可”的轨道上来。

声明背后释放了什么信号？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海明指出，AI洗稿、数据爬虫等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原创的新闻内容被抓取、拆解、重组，新闻信息以碎片的形式呈现，很难留下明确的侵权痕迹，AI侵权界定困难。

那就有人要问了，内容封锁现实吗？发个声明就能阻止AI抓取原创内容？

这种担忧有现实依据，但认为“声明无用”则过于悲观。 

刘海明指出，7家媒体同时向AI“开枪”，展示了传媒行业捍卫新闻版权的姿态。“版权声明只是第一步，它明确了媒体的立场，唤醒了行业的版权意识。”

詹海宝进一步认为：

技术层面上，完全杜绝抓取确实困难。现在的爬虫可以伪装请求头、走代理IP、规避robots.txt；模型经过多轮训练之后，原始语料的“指纹”也会被稀释。但“难以根除”不等于“无法约束”。

况且，“技术对抗会长期存在，但天平不会一直倾向抓取方。”最高法在2026年4月推广的“版权AI智审”系统，就属于用技术手段降低维权举证门槛的尝试。

“版权AI智审”小程序

法律层面上，声明的价值不在于“物理拦截”，而在于“法律预设”。

一旦媒体明确禁止未经授权AI抓取内容，那么后续抓取行为就从模糊的“默示许可”变成了清晰的“明知故犯”，在举证责任、过错认定、损害赔偿计算上，媒体的位置都会更主动。这是著作权法“声明—禁止—追责”链条中关键的第一环。

更深层地看，规则的形成往往不是靠完全的执行力，而是靠“违规成本”的提高。

版权声明即使得不到100%的执行，但只要让头部大模型厂商明确意识到不规范使用会带来诉讼、舆论和合规风险，未来媒体和大模型厂商就有动力转向授权合作模式。

詹海宝总结，与其问声明“是否可行”，不如问“是否必要”，声明本身是把这个议题正式推上桌面的必要一步。

为了维护权益，媒体还可以怎么做？

7家财经媒体在同一天发布或更新声明，且选择头版“倒头条”等显著位置刊登，“意在告诉市场：媒体对AI抓取的容忍度已经到了需要重新划线的临界点”，詹海宝指出。

那么，除了发表声明，为了维护媒体的相关权益，媒体还可以怎么做？

詹海宝建议：

一是强化技术防护的体系化建设。

包括完善robots.txt配置、部署AI爬虫识别工具、对核心内容采用数字水印或不可见标记，以及建立访问行为的日志留存机制——这些都是事后维权的证据基础。

二是建立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机制。

单家媒体面对大模型厂商谈判能力有限，詹海宝建议，可以参考国际经验，由行业协会或版权联盟牵头组织集体授权谈判，建设类似于新闻版权领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他举例，此前News Corp与OpenAI、Axel Springer与OpenAI的合作，都是建立在媒体集团层面的整体打包授权之上。

三是探索分层授权与定价模式。

媒体生产的信息，价值密度各有不同，如深度调查、独家数据、专业研报价值密度更高，而一般资讯类内容则价值密度小。媒体可以根据新闻品类、价值密度的不同，主动建立内容分级与定价体系，把“我的内容值多少钱”这件事说清楚，而非被动接受平台方的定价。

四是推动司法判例的形成。

维权诉讼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通过个案推动规则的明确化。头部媒体可以以战略性诉讼的方式创造典型案件，借助司法过程明晰著作权法在AI场景下的应用边界。

五是同步加速自身的AI能力建设。

向AI维权与拥抱AI并不矛盾。媒体既可以守住数据资产这个“上游阵地”，同时也应思考如何把自己的高质量语料转化为AI产品，通过自研垂直模型、与技术方合资共建等方式从“被大模型抓取的对象”转变为“参与大模型构建的合作方”。